居委会“阳性”后，药物告急的民间自救｜深度报道
记者/李佳楠 实习记者/陈银霞 王元勋
编辑/计巍
志愿者在医院排队给小区居民代买药
药物开始告急了。
“缺药现在是大难题，老年人多的街道对药的需求量不得了的，很多药已经配不到了。”小区志愿者王蓉说。
居委会承担着辖区居民买药的担子，3月29日，上海市徐汇区华东二居委会书记要被拉去隔离时，手上还握有80多位老人的医保卡。
4月初，上海徐汇区爱华居委会全员感染，分批隔离后，居委会面临“瘫痪”。爱华居委会辖下的佳安小区志愿者们决定“自救”，要“冒险”出去帮助居民代买药物。
深一度视频：代买药的志愿者
居委隔离，药物告急
至今，上海市徐汇区华东花苑小区已被封控近41天。这期间，小区所属的华东二居委会书记王颖曾两次被隔离。
第一次是3月6日，王颖和居委会主任被判定为密接，拉去酒店隔离后，她只能线上协助剩下的4名社区工作者去面对华东花苑小区114栋楼的3400余名居民，其中80%是老年人。被隔离的第4天，小区出现一例阳性，街道派了几人协助社区工作，同时下派20位特保负责封控楼的管理等工作。
那时，居民有看病、购药、购买奶粉等诸多诉求需要得到解答，居委会的电话24小时响个不停。工作人员不停地接听电话，大多数时候一个电话需要打20多分钟。如果居委会的人白天都出门做核酸，电话没人接，居民也会直接打王颖的私人电话。
居民主要的诉求是看病。很多医院因疫情封闭，120打不通，救护车爆满，小区里的血透病人打12345投诉无果，最后找到居委会，家属急得要命。王颖考虑到即使救护车可以过来，但因为病人身处封控区，“等他们走完手续，病人的性命都交代在小区了”。她赶紧上报街道，街道领导出面联系了医院资源。但医院没有救护车，街道下面有32个小区，也很难派车，最后有居民捐出车辆才将血透病人闭环送出。
类似的情况每天都有，癌症病人要化疗，孕妇要生孩子，生病的人要去复诊，还有居民被狗咬了要打狂犬疫苗……一个病人曾对王颖说，“阳性病人不一定会死，但是不做血透我就会死，不化疗也会死！”王颖感慨，“我们面对的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社区，但它也是上海市所有居民的缩影。”
直到3月16日，王颖和居委会主任才解除隔离“回归”了。但十几天后，3月29日，社区里一名特保感染，整个居委会全部转去酒店隔离。当时，小区里还有一个阳性病例未转走，王颖要保证病人的吃喝和安全问题，再加上手上还握着80多位老人的医保卡，她申请第二天交接完工作再走。转天，由于上海需要隔离的人数激增，阳性病例和密接者暂无法转移，王颖被单独隔离在居委会，街道安排工作人员给居委会做了消杀，“房间喷得一塌糊涂，被子都湿透了”。
华东花苑小区居民药物“告急”也出现在这时候。驻点医生被隔离，所处的浦西即将实施封控管理，隔离中的王颖赶紧找志愿者在封控前去帮忙配药。最早的一次，一名近70岁的志愿者早上5点出门，晚上11点半才回来，一整天没吃没喝，去药房和医院配了200多份药。配不到的精神类药物，王颖只能上报，最后由志愿者开车接送或居委会开出入证明后，居民以看病的名义出去买药。
与华东花苑小区不同，徐汇区的佳安公寓的用药需求在靠居民自救解决。
3月16日，佳安公寓开始封闭管理。月底时小区曾放开过一周，很多老人担心感染没敢外出配药。4月1日，浦西封控管理，居民们原本以为4月5日就能解封，存药尚能维持。封闭两周后，许多老人的存药见底了，业主群里居民们开始求药，邻居间互相帮助调配药品，一些缺药的居民也要求外出配药。
45岁的王茜是佳安公寓的志愿者，患有高血压的她也是最初求药的居民之一。药吃完了，通过徐汇云医院等途径购的药物一直无法配送，王茜不得不在业主群里求药。一开始没人回应，朋友、邻居也帮着在群里喊，有居民给她捐了一盒。之后，王茜又看到很多居民求药的信息，志愿者团队的一位阿姨也发愁买药的问题，她意识到老人缺药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作为志愿者，王茜和志愿者总领队程智勇一起想办法向居委会申请解决配药的问题。但小区所属的爱华居委会几乎全员感染，相继被拉去隔离，暂由街道分派的联络员来对接小区。
街道联络员告诉他们，社区卫生院提供配药服务——街道共有29个居委会，10个1组，轮3天能够买一次药。这个安排下，每次爱华居委会只有15个居民配药名额和2小时的配药时间。志愿者们盘算着，所在的居委会共9个小区，自家小区按照楼栋数分下来，最多只能解决5个病人的用药问题，但小区的需求估计有80到100个。
他们开始多方打听其他平行街道和居委会是怎么配药的，发现自己小区“早已被落在了后面”——有的小区已经多次由志愿者代配药，志愿者拿着出门证、居民的病历卡到医院里去挂号、配药。虽然帮100个居民配药，可能要花两三天的时间，他们也决定要试一试，“没有人帮我们做这件事情，只能我们自救。”王茜说。
志愿者总领队程智勇并不同意这种冒险的做法，按照他的理解，解决配药问题应该是政府部门的事，因为药是治病而不是果腹的，官方出面比民间出面来得安全。而且，医院属于高风险地区，他不忍心让志愿者出去冒险，也担心志愿者一旦感染，整个小区的抗疫工作都会受到影响。
很多老人开始联系佳安公寓业委会解决配药的问题，街道给的配药方案也一时无法有效解决用药需求，而且小区里面有“阳性楼”，附近小区“阳性楼”也很多，居民个人外出配药将带来更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程智勇同意了有医学专业背景的志愿者自愿出门代购药。“我本身要门大炮，只给了我一杆步枪，只能自己抱着炸药包冲上去炸碉堡。”程智勇说。
志愿者在门诊开药
代买药的人
不能跨区就医、不能走高速、社区卫生中心药品不齐、医院专门开设了临时社区门诊……所有这些情况，志愿者已提前了解，最终选择到附近一家三甲医院去开药。王茜以前是医生，主动担起了代购药的事宜，和曾经配合得力的一个博士生小伙子，组成了代买药志愿者小分队。
外出购药前，志愿者们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收集居民的购药需求后，志愿者制作统计表，进一步化繁为简，只开“救命药”，且限定在内科，由小区的一位老医生帮忙筛选。根据自己的经验，王茜不得不将抗生素、安眠药等代买不了的药排除在外。
六个业主上门帮着收取病历本，向居民当面讲清免责条款，明确如果指定品牌的药物短缺是否同意购买替代药品，以及是否同意即使开不到药也不退挂号费。王茜把近80个居民各自需要的药品用标签的方式贴在每一本病历上，“这样开药速度比拿着一堆药盒要快几倍”。
准备外出配药的同时，志愿者们心里也没底，为了再多一个机会，他们还打了防控办电话投诉没人配药的问题。
买药当天一早，博士生志愿者还有面试研究生的工作，忙到十一点半，王茜和他拿着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戴着N95口罩和面罩，穿着蓝色隔离衣，在30多度的温度里，骑车从小区出发，15分钟后到达医院。
刚到医院不久，社区门诊窗口开始午休，王茜和搭档利用这个时间在机器上给60多个居民挂上号，然后和其他人一起在社区门诊窗口排队等待。王茜看到，大家手里都拿着一打的病历本，有的人身上背了一整书包的病历卡。
聊天时，王茜才得知，排在第一位的志愿者早上6点多出门，7点到医院挂号、排队，一上午的时间，窗口还没做完他拿来的病历本。等到下午一点半，门诊里走出一位女医生说，门诊上午总共才做了80本病历，所以排在第三位之后的人下午肯定是排不到了，让大家都回去。虽然王茜和搭档在门诊的两个窗口各自排队，但都排在第五、六位，只得离开窗口。他们不甘心，觉得好不容易凭借出门证才能出门，不能浪费机会。
王茜在医院当过5年医生，熟悉医院的流程，带着搭档把社区门诊的号全都退掉，直接改挂内科，去碰一碰运气。
内科共有五间诊室，诊室随机分配号，王茜和搭档在外面等着叫号，手里拿着自己事先做好的用药居民名单，看到哪个诊室呼叫名单里的名字，就抽出哪本病例送进去。“我们就像蚂蚱一样，在这5个房间跑来跑去。”王茜说。由于要一次为60多个人开药，一个自己来看病的老人看着着急，嚷着自己等到现在还没有看上病，王茜被骂了几句，但她也没办法。
因为每本病历上的标签上都写明了购药需求，王茜只需简单和医生说明自己的要求——一是按照药单开，开不了的就划掉；二是按照医生的剂量开，不用按照病人要求的剂量开。
过了门诊这关，药房取药也不容易。名单上60多个名字又被随机分到各个窗口，王茜和搭档需要把病历本和药单按照不同窗口再次整理，递药单去取药。小区里的一位居民也是这家医院的医生，当天他刚好解除封控，拖着骨折的腿拄着拐杖去上班，也额外帮小区里十几人开了药。
晚上7点多，王茜和搭档完成配药离开医院。在医院里，她看到所有的志愿者都很疲惫，一些人瘫坐在地上，不停地算账，整理居民写的那些纸条、药盒。还有一个居委会的3个志愿者早上8点就来了医院，挂了全科，但因为机器故障等问题，配的药大部分都被退掉了，一天就配了十几份。
华东花苑的志愿者王蓉也参与过为小区居民代购药。因为初期配药的混乱，居委会开始组建配药组，由于担心感染，没人报名，“很尴尬”。当时在核酸抗原组做志愿者的王蓉选择同时进入配药组，但人手仍旧不够。她拉上邻居、一个做团购的大姐，还有一对年轻夫妻，五个人一起干。
但初期的混乱依旧无法避免。王蓉回忆说，最开始配药时，几名志愿者没有任何分工，拿着100多本病历，蜂拥去排队挂号、取药。医院也是混乱的，30多个小区的配药志愿者全挤在这里，大喊着，“你不要插队！这里是志愿者通道！那边是个人通道！”大家都在抢位置，像淘气的孩子一样蹦来蹦去。混乱中，王蓉还跟其他小区的志愿者吵了起来，医生过来维持秩序，“你们要保持一米距离！”
后来，王蓉才摸索出挂内科或全科门诊的经验，也不再因为对不上账而自掏腰包。4月15日是王蓉第八次配药，70张医保卡，五个人配合很顺利。
为了让其他志愿者少走弯路，4月13日，王茜根据自己的经验写了一个文档《代配药流程手册》分享在自己的微博上。流程手册还被上传到了街道，供其他小区借鉴。街道书记知情后，询问了小区的情况，派人来解决缺药的问题，最后商定仍由志愿者代购药物，给无法代购药物的病人开具通行证。
由于志愿者人数有限，老年居民居多，管理上较为困难，华东花苑小区的志愿者正在面临人数越来越少的困境。
虽然尽力规避错误，华东二居委会书记王颖和志愿者王蓉依然面临着重重难题。前两天，分发药物当晚赶上大雨，药物只发了一半，原计划第二天雨停了再发。第二日一早，居委会门口就陆续有居民过来吵闹，有阿姨闯进来想把自己的药拿走，但面对一堆的药，她愣了一下问，“你今天一定能帮我送到吗？”
王蓉感受到很大的压力。有一次，王蓉给一个糖尿病老人配药，担心老人缺药，她同意医生配了两盒替代药，花费200多元。第二日，老人就找上门吵架，拉着王蓉的衣服不放，要她赔钱。此后，王蓉不再代配替代药。
华东花苑流失了很多志愿者，虽然不断有新的志愿者进来，但没有人愿意去配药。最近几天，配药小组迎来一名大学生志愿者。他是大一学生，开学不久被困，无法上学，父母还要给他付房租、买饭，他有些抑郁情绪，主动提出做志愿者。王颖让配药组带他出去走走，王蓉也经常开导他，跟在他后面看他配药，在他搞不定时出手帮忙。
志愿者在整理分装给居民代买的药物
自救的小区
除了配药这个眼下亟须解决的问题，小区里还有很多常规工作需要处理，这依赖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和志愿者的配合。华东花苑的居委会书记王颖被隔离在居委会时，街道下放的核酸检测用品、消杀物品等物资都堆在居民主动空出的房间里，街道指派一位志愿者朝九晚九接听居委会电话，有时居民晚上也会来敲居委会的窗户——有没有配到药？家里有人要看病怎么办？
居委会人员本就有限，被隔离后更是雪上加霜，小区物资的搬运分发、核酸检测的进行、居民诉求的满足都需要志愿者的帮助，志愿者也拉自己的朋友进群。被隔离的王颖跟志愿者交接工作主要在微信上，或者站在居委会门口，隔着两米警戒线用“小蜜蜂”扩音器喊话。
很多小区都经历了核酸检测初期的混乱。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只要在群里看到居委会书记发布的核酸通知，楼组长就必须马上通知居民起床做核酸。华东花苑小区114个楼组长大部分是老年人，不太会用手机，最开始楼组长一层层去按门铃、敲门通知，速度很慢。后来，居委会发展了一批年轻人做老年楼组长助理，几次核酸后，小区开始用喇叭喊楼方式代替上楼敲门。
最初，志愿者的工作内容和地点也是混乱的，一喊做核酸，居民全部从楼上涌下来，排队时人挤着人。也有居民不戴口罩，借着做核酸在一旁摘下口罩抽烟。核酸检测点在一栋“阳性楼”附近，有居民指责王颖，她也觉得委屈，因为这是小区的中心位置，为了方便居民才选择此处，而且核酸检测点离“阳性楼”也有一段距离，外调医生也看过认为没问题。
在佳安公寓，经历了第一次做核酸时的人流拥挤和慌乱之后，业委会和志愿者对工作方法进行了调整——志愿者从10名增加到了20多名，明确了分工，区分了封控楼和非封控楼，有人挨家挨户敲门喊居民分批下楼，有人负责扫码、登记，或是维持现场秩序。如今，这个1200人的小区已有了76名志愿者。
社区的通知随时会下达，有时是深夜十一二点，也有时工作安排几经反复，凌晨一两点才能敲定“当天一早做核酸”，佳安公寓的志愿者总领队程智勇经常睡不踏实，担心错过消息，“1200人的重担压在我身上，我要尽量提前做好预案”，他连夜电话询问志愿者是否有时间。一次，通知来得太仓促，程智勇没有准备时间，认为强行执行“风险”很大，他拒绝了计划上午来的一组医生来做核酸，申请为下午。每次核测前，程智勇也会要求居委会为志愿者配备足量的防护物资，这些居委会都能保障。
提及小区的抗疫工作，程智勇说，目前小区阳性病例的人数得到了比较不错的控制，近500户居民里有7户12个人阳性。
在居委会被隔离的第一周，居委会工作人员中有人发着烧哑着嗓子坚持工作，程智勇于心不忍，只有在需要自己力所不能及的防疫物资时，才通知居委会人员联系街道进行配送，小区内的其他事他们尽量自己解决。小区出现阳性病例时，程智勇也有点纠结、犹豫，但又觉得转运这件事没有其他可联系的人，最后还是联系了居委会书记。
之前，抗原试剂是由居委会人员分装成份后送到小区。居委会隔离后，送到小区的抗原物资需要小区组织志愿者将棉签、试剂等装进一个个袋子里。4月15日下午，三天的抗原试剂到达小区，老年志愿者花了两个多小时装了1700份，5100个包装。
即使居委会正常运转时，佳安小区也常常发起“自救”。在程智勇看来，“所谓自救，是在居委会能力范围之内提要求，明知居委会已经没能力，事情又必须做，我们自救。”
4月11日，佳安公寓接到挨户贴封条的指令，志愿者不愿参与，最后由物业人员执行。当天又接到第二天测核酸的任务，志愿者和居民有些情绪，都不愿配合。最后程智勇还是说服了志愿者，“如果我们躺平不做，最倒霉的还是居民，不是吗？”
当了佳安公寓的志愿者后，王茜对“为人民服务”几个字有了自己的理解，“我们就是为了自保，为了我们自己和家人健康，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初衷。”
志愿者在运送药物
“救火队员”
4月6日，王颖第二次解除隔离当日，大量的医保卡被送到居委会，虽然限定了送卡时间，还是一直陆续送到了晚上。王颖没法拒绝，每个老人都说，“我这个药不吃不行，你再不给我配我要死的！”
居民的诉求是多样的，有居民家中漏水，负责维修的物业的工作人员被封控在其他小区，王颖先是上门连线物业视频维修，最后又不得不让其他物业人员穿防护服维修；有来自无锡的居民带着孩子在小区暂住，封控后电话投诉闹着要回家，王颖联系无锡那边的居委来接没成功，这个居民在居委会门口坐了一天，看到居委会实在没办法，最后要了一些小孩和大人的衣服回去了。
浦西封控后，外卖基本暂停，政府提供的保供物资，王颖组织了六七次抢购。相较于居民自购的蔬菜，保供菜的价格有时会贵一些，也会有磕碰。当王颖听到居民骂她卖假货、高价卖东西，她心里委屈，“可我从没有做过任何手脚，链接都是直接发群里的。”民间团购出现后，当居民买到便宜蔬菜，就会退掉保供菜，王颖只好折价卖给别人，卖不掉了就自己贴钱。
4月11日，政府的免费物资终于发到华东花苑小区，截至4月15日发了三批。志愿者王蓉说，第一批物资是米、油、酸奶之类的，4月15日到的两批蔬菜一半坏了，这是居委会书记很早之前就申请的物资。但当居民们看到其他小区发的对虾、大红肠的照片，也会很闹心，有人骂居委会书记没本事。有时候，王蓉听到居委会书记在房间里敲桌子、丢东西、踢门，她知道书记也在自己消化情绪。
佳安公寓所属的爱华居委会发生感染之前，7名居委会工作人员打地铺在办公室睡了近一个月。居委会主任用车从街道拉回防疫物资，7个人白天去下辖的9个小区核酸现场查看，有时还要连夜分装物资，安排凌晨的阳性病例转运。
封控之初，爱华居委会就统计了孤寡老人、孕妇、血透病人的名单。有时，居委会要将街道专门下放的生活物资派送到小区，由志愿者上门发给孤寡老人。一天晚上，居委会卸了一卡车专供孤寡老人的生活物资，堆满了办公室，他们也想让老人早点拿到，居委会的几个人连夜切、捡分装，第二天推着车将四五十份蔬菜送进小区。那个晚上，居委会办公室的7个人还要轮替着接听电话，安排转运，没怎么休息。
安排病人转诊也让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几近崩溃。封控小区转诊需要居民自行联系医院，有时社区工作人员也帮着打，但很难找到医院。一次，有个老人晚上突然尿血，他们深夜十一二点联系上了医院，但老人觉得天太晚，觉得身体好转不愿再去。第二日一早再联系医院时，医院已经因有阳性病例关闭了。居委会又帮着打了5个多小时的电话，才联系上另一家医院。后来，再遇到转诊，医院的电话根本打不进去了。
4月初，爱华居委会的7名工作人员陆续确诊新冠，全部被分批隔离转运。居委会书记先是有了发烧症状，抗原检测阳性后核酸检测阳性，4月8日被转运至方舱。居委会仅剩主任和两名社区工作者就地隔离，等待核酸结果。
到了方舱，居委会书记要在线上处理问题，接电话。前来支援的街道办联络员对小区情况很不了解，两边都需要居委会干部从中沟通。4月15日，有居民联系居委会书记，他装有心脏起搏器要去医院配药，最后情况被转给街道联络员，给他开了出门证。
新来的街道联络员从3月初开始联络下辖的居委会，爱华居委会已是他联络的第五个。刚来时，居委会的办公室就地隔离着三位干部，他只能蹲在马路边等待居委会书记的“差遣”，隔着窗户和居委会工作人员沟通，再跑到各个小区了解情况。
街道联络员来的第二天，“留守”的居委会干部也被拉去隔离，又赶上全员筛查，两个街道干部支撑着整个居委会，跑着拉物资，去现场布置检测点。前几日，居委会来了位街道的副主任担任临时书记住在居委会蹲点，人手也增加到七八个。
这时，街道联络员才有精力注意到，居委会的电话从早响到晚，在接听电话的过程中，他发现居民看病、购药已是很大的问题。如今，街道专门组织医疗组，居委帮居民代配药。爱华居委会的一名街道联络员专门负责配药。
一天晚上8点，街道联络员接到一个封控楼里老太太的电话，她的哮喘药已经用完了，明天就没有药吃了。他连夜去找渠道买药，花了4个小时，骑共享单车跑到第七家医院才买到药，立刻换上防护服送药上门。老人看到很激动，联络员虽然累，但觉得“值得的”。
这名联络员在采访中调侃自己“过得越来越惨”——一开始在街道办公室睡觉时有床，后来是行军床，再后来打地铺，现在在居委会只能睡凳子，因为屋子里面堆满了重要的防疫物资，没有地方打地铺。“再下一步只能睡马路边了。”他无奈地开着玩笑。
目前，爱华居委会最棘手的还有阳性病例的转运问题。4月17日，佳安公寓接到消息，等待几日的两户阳性居民将转去方舱医院。阳性居民里有孩子，居民们很关心，捐出眼罩、食品、药品等，希望他们在方舱的日子能好过些。
4月18日，华东花苑的志愿者王蓉告诉深一度，原本5人的购药组可能要缩减为3人。药品短缺问题也逐渐凸显。她前往配药的大华医院一周前已出现药物短缺，最早可以一次配4盒的药，上周缩到2盒，现在就1盒或者没有药。配不到药，但居民又要求必须解决问题，王蓉只好去药房购买自费药，但需要跑好几个药房才能配齐。如果实在配不到，就只好上报居委会，给居民开出入证明让他们自行购买。
其他的需求也在渐渐暴露出来，王蓉发现，居民们都缺纸巾类、洗涤类的物资，政府说要发，但是大家的纸张都用完了也没等来，没有人做这类团购，居民也买不到，只能在群里互换着卫生纸、小孩子的尿不湿和老人的尿片。
志愿者人手减少，配药越来越难，又有各种矛盾，王蓉感觉很有压力，她只能试着自己调整心态。
4月19日，王蓉和志愿者们又收到200多张医保卡。一直排队开药的医院已转为方舱医院，街道安排给他们每周一次转到地段医院开药，但五个居委会分到一家地段医院配药，一家居委会只分到三个小时。王蓉发愁，这种情况下，新收上来的204张医保卡很难都配上药，她只能谋划着：计划去7个志愿者，早晨7点半就去医院配药。“五家居委会一起去地段医院配药，肯定乱糟糟的，大家都是挤进去的，不知道会不会吵。”王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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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骑手带着帐篷返岗
在高桥港方舱隔离8天后，我们可以回家了
上海的“呼吸”不能停